韩元吉

　　元吉是尹焊的学生。尹焊的老师程颐死后，尹焊在洛中聚徒讲学。靖康二年(1127)，宋朝廷闻知尹焊名声，曾召入京师，焊不肯留，宋廷称他为“和靖处士”。 　　元吉继承尹焊的学风，弘实笃行。在任建安知县时，因官署费用多，赋税收入少，鉴于福建沿海地区产盐，而闽北山区销盐，便办起运售食盐买卖，取利以弥补支出，不增加人民负担。在任建宁府知府时，“表率端庄、笃意学校”。重视政教的勤惰和民俗的淳朴。 　　建宁府是闽北的活动中心，联络赣浙，自汉代设置会稽南部都尉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至南宋，时逾千年，尚无志书记事。元吉细察山川形势，户口繁耗，以及政教得失，撰写《建宁府志》，得48卷。其后庆元重修，明代弘治、嘉靖、万历再修，以至清代康熙纂辑建安、瓯宁2志，都以此本为底稿．民国18年(1929)《建瓯县志》又根据建安、瓯宁2志重修。建瓯有志始自元吉。 　　宋咸平元年(998)，建州曾建丰国监铸钱，供皇室使用。引倍岗涧水入监，供铸钱用。绍兴二十六年(1156)停铸，水道淤塞，水池干涸。元吉到任，在北岗种树1．5万株。在府署后开辟北园，疏导涧水入大池，池边建亭，取“幔事紫霞洲溽”之义，又建了一座五仙堂，其地在今紫芝街。韩元吉调走后，“民甚怀之”。他的著作有《桐阳旧话》、《南涧甲乙稿》、《焦尾集》。韩元吉所撰《南涧甲乙稿》70卷，已佚，今传本是清人从《永乐大典》辑录而成。有文15卷,诗赋6卷,词1卷。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丛书集成》本。又《□村丛书》收有《南涧诗余》1卷。

　　高适是盛唐时期“边塞诗派”的领军人物，“雄浑悲壮”是他的边塞诗的突出特点。其诗歌尚质主理，雄壮而浑厚古朴。高适少孤贫，有游侠之气，曾漫游梁宋，躬耕自给，加之本人豪爽正直的个性，故诗作反映的层面较广阔，题旨亦深刻。高适的心理结构比较粗放，性格率直，故其诗多直抒胸臆，或夹叙夹议，较少用比兴手法。如《燕歌行》，开篇就点出国难当头，突出紧张气氛：“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结尾处直接评论：“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既有殷切期待，又有深切感叹，含蓄而有力。 　　高适诗歌的注意力在于人而不在自然景观，故很少单纯写景之作，常在抒情之时伴有写景的部分，因此这景带有诗人个人主观的印记。《燕歌行》中用“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勾划凄凉场面，用大漠、枯草、孤城、落日作排比，组成富有主观情感的图景，把战士们战斗不止的英勇悲壮烘托得更为强烈。高适在语言风格上用词简净，不加雕琢。如《别董大二首》之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技巧上看来全不用力，词从意出，没有刻意辞彩修饰。却使人感到默默的悲凉也。

　　高适自己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所以他对保卫边疆的爱国将领作了热情的歌颂。如《送浑将军出塞》诗中对浑将军的刻画是很出色的。在敌人入侵、“昨日边庭羽书至”的时候，浑将军就慷慨出征。“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二句不沾将军本身，却正衬托出将军忠勇为国、心情异常激动的精神面貌。“黄云白草”的塞外风光，与“击剑酣歌”的昂扬精神，进一步突出了一个不畏艰苦、为国忘身、心情乐观的爱国将领的形象。通篇严整而飞动，魄力雄毅，风骨遒上，与《燕歌行》同样表现了高适七古的艺术特征。对于收复失地，高适同样是兴奋鼓舞的。天宝十二载五月，哥舒翰收复久已沦陷的九曲黄河，他写了豪壮而充满喜悦心情的《九曲词》，其第二、第三首云：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骐磷。到处尽逢欢洽事，相看总是太平人。铁骑横行铁岭头，西看逻逤取封侯。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在这里也表现了他希望边疆巩固，获致太平的愿望。

　　天宝三、四年间，李白认识了高适，他们相从赋诗，又曾到汴州漫游。感情至深，甚至到了“醉眠秋共被，携手同日行”的程度。“安史之乱”爆发时，高适善于抓住机会，表现政治才能，他佐哥舒翰守潼关。潼关失陷后奔赴正在向西行的玄宗，陈述败亡的前因后果，在朝野一片混乱的非常时期，以果敢与冷静的气质得到玄宗的注意和赏识。玄宗以诸王分镇，高适看出内乱隐患，直言极谏，吸引了肃宗的目光。永王李璘起兵叛乱，肃宗立召高适问策，他对江淮局势早已了然于心，断言永王必败。奏对称旨，擢升淮南节度使。高适又一次抓住了时机，由文人而为戎帅，负起讨伐李璘、平定江淮的重任。 　　出镇淮南以前，高适先联络各路兵力争取支持，招降李璘部下大将，一系列举措谋在事先，赢得了“义而知变”（《旧唐书》本传）的声誉。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在寻阳狱中，曾写诗给高适，想请求高适相救出狱。高适对身陷囹圄的老友李白不予援手，在今人看来未免冷漠，但也从另一面表现了高适的冷静与理性。置身于王室父子兄弟争权的复杂政治格局中，一步走错，不仅建功立业抱负成空，还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安史之乱使得李白与高适由密友转为政敌。在高适来说，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是看得很清楚的，因而他时刻都在考虑与政敌划清界限。而对于天真的诗人李白来说，他不会考虑到这一点。他还认为高适是自己的密友，高适飞黄腾达，自己身陷囹圄，料想高适会援手的，殊不料高适对于李白的请求，连回音都没有。因此，所有感性的冲动与世俗人情的干扰都是应当排斥的，此时高适已由诗人成为彻头彻尾的政治人物了。 　　高适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士而两任节度使，但辉煌极其短暂，就是在他所谓“极达”的后期，也不断招致谗毁和冷遇。君王的求贤并不像标榜的那样迫切。尤其是通过不寻常途径被发现的才士，往往新鲜几天就被冷落了，李白如此，高适也同样。

　　高适（700年—765年)，汉族。唐代边塞诗人。字达夫、仲武，景县(今河北省衡水)人,居住在宋中(今河南商丘一带)。少孤贫，爱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20岁西游长安，功名未就而返。开元20年去蓟北，体验了边塞生活。后漫游梁、宋。天宝三载，与李、杜同游梁园，结下亲密友谊，成为文坛佳话。天宝八载(749年)，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50岁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十一载,因不忍“鞭挞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长”而辞官，又一次到长安。次年入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为掌书记。这是他生活的转折点，以后仕途遂顺，创作渐稀。安史之乱后，曾任淮南节度使、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节度使等职，官至渤海县侯终散常侍，世称“高常侍”。有《高常侍集》等传世。永泰元年（765年）卒，终年65岁，赠礼部尚书，谥号忠。高适为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与岑参并称“高岑”。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早年曾游历长安，后到过蓟门、卢龙一带，寻求进身之路，都没有成功。开封禹王台五贤祠即专为高适、李白、杜甫、何景明、李梦阳而立。后人又把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和称“边塞四诗人”。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片刻，来复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 　　五、读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欲、节劳、节饮食。） 　　九、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身过、心过、口过，皆一一记出，终身不间断。）） 　　十、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一、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二、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 　　十三、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身体小谈 　　曾国藩出生时，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而凑巧的是曾国藩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有一说“火蟒藓”），浑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鳞片一样的癣，所以曾国藩也相信了巨蟒转世这一梦语。曾国藩还有一个奇怪的爱好——爱吃鸡，却最又怕鸡毛。当时紧急公文，在信封口处往往要粘上鸡毛，俗称鸡毛信、鸡毛令箭。每当曾国藩看到这种信，总是毛骨悚然，如见蛇蝎，必须要别人帮他取掉鸡毛，他才敢拆读。古时候曾有这样的说法：“焚烧鸡毛，毒蛇闻气就死了，龙蛇之类，也畏惧这种气味。”曾国藩对鸡毛害怕到这种程度，难免也被人理解为蟒蛇转世。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因为怕别人看到身上的鳞片，所以夏天燥热时还穿戴整齐地读书，让先生大加赞赏。 　　爱好：抽纸烟、下围棋 审案局里的“曾剃头” 　　曾国藩，人们都叫他“曾剃头”，但这不是因为他杀太平军而获得的外号，而是因为他在长沙开审案局，杀了太多的所谓湖南“土匪”而得到的外号。杀错的人有没有呢？有。当时长沙的知府叫苍景恬，他写了一份回忆录，里面就记载曾国藩的审案局，就因一个案子，就错杀了至少4个人。那是一个冤案，但是曾国藩把好人杀了，把坏人放了。 审鸡蛋案 　　一天，天气晴朗，年幼的曾国藩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刚放下书包，其父就焦急地说：“我明明煮了五个鸡蛋，怎么只有四个？”于是就把曾国藩叫来，对他说：“煮熟的鸡蛋是分给你们吃的，现在少了一个，不知是哪个偷吃了，快帮你母亲查一查。”曾国藩思索了一下，答到：“这个很容易，我有办法查出来。”说罢，曾国藩端出一个脸盆，倒了几杯茶，把家里的人都喊拢来，叫每人喝一口茶水，吐到盆里，他站在旁边观察，结果有一个佣人吐出的茶水里夹有鸡蛋黄粉。曾国藩的父亲高兴极了，觉得儿子聪明，将来能当官审案子。 “千年死一个” 　　富厚堂，是曾国藩的故居。大门口悬挂着“毅勇侯第”四个金色大字。“侯府”建于清同治年间，是曾国藩委托其弟在家营造的。据说建房的时候，曾国藩兄弟对匠工师傅款待很好，而对一般徒弟则有所刻薄。新屋建成的时候要诵“上梁文”，砌工老师傅尽赞美语，操着荷叶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喱，要到京里做皇帝。” 读书当如曾国藩 　　“买书不可不多”，是曾国藩的观点。道光十六年，自京师“贷百金，南归过金陵，尽以购书”。归家后，“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几一年”。 　　“看书不可不知所择”，是他的另一观点。他最终所择者，于四书五经之外，就是《史记》《汉书》《庄子》及韩愈等人的文章。 毛泽东“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年轻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 　　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札”，“曾文正家书及书札......，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埔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曾国藩被后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网罗培育和善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深刻影响数代人的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农历10月11日）生于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乡大平村，乳名宽一。1815年（嘉庆二十年）5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 　　1826年（道光六年）16岁春，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 　　1830年（道光十年）20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现湘乡市第一中学南校区建有曾国藩生平研究馆） 　　1833年（道光十三年）23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次年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经长沙，始与刘蓉交往。 　　1835年（道光十五年）25岁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来年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蓉、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 　　1838年（道光十八年）28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十九年）29岁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起程赴京。并开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 　　1840年（道光二十年）30岁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31岁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吏治。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32岁致力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33岁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34岁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35岁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36岁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夏秋间，养病城南报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37岁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38岁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39岁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三十年）40岁4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惟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吏部左侍郎。 　　1851年（咸丰元年）41岁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 　　1852年（咸丰二年）42岁1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决岳州。 　　1853年（咸丰三年）43岁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30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奏准移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 　　1854年（咸丰四年）44岁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7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45岁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46岁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洪内讧（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47岁2月27日，其父去世，偕弟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48岁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弟国华入李幕。7月13日，接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17日起程。8月5日，抵武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12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49岁1月，李鸿章来建昌进谒、留营襄办军务。是月，曾国葆改名贞干，入湘军，为其兄国华报仇。2月，作《圣哲画像记》。11月，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1860年（咸丰十年）50岁5月，辑录《经史百家杂钞》26卷，“取精用宏”，“尽抡四部精要”。6月，左宗棠来营，留住两旬，商讨东南大局；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7月，委授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0月18日与胡林翼商筹北援之策。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12月，祁门大营两度被困，太平军距大营仅20里，“危险万状”。 　　1861年（咸丰十一年）51岁8月23日，是《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25日，移住安庆。11月20日，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12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52岁1月31日，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2月14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4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7月18日，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陈利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蹂躏中国之土地”。9月，为死于战乱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东树、戴钧衡6人立石修墓，妥为安葬。12月，其弟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年底，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中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5年（同治四年）55岁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6月18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湘军总领曾国藩奉令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曾国藩根据捻军行踪不定、流动作战的特点，采用了“重点防务、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的对策，但最终全部失败。后来，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线”，企图借此天堑消灭捻军。 　　1867年（同治六年）57岁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6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58岁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师，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 　　1870年（同治九年），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没有与法国开战，接受了一系列屈辱要求，成为其个人生平上一大遗憾。 　　1871年（同治十年）61岁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9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 　　1872年（同治十一年）62岁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遗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 　　1872年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区）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藏书堂“求缺斋”，与袁芳瑛的“卧雪庐”是湖南当时最大的藏书楼，长女嫁给袁芳瑛的儿子袁秉桢。袁芳瑛是版本目录大家，同时他又与莫友芝关系密切，都是道光、同治年间著名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者。藏书中有宋版《庄子》及《施注苏诗》，乃罕见之书。“富厚堂”原称“八本堂”，自取“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条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忘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的家训，曾纪泽据《后汉书》“富厚如之”而改现名。“富厚堂”内，藏书曾达30余万卷，超过近代史上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山东聊城海源阁、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浙江宋楼、杭州八千卷楼，是近代私人藏书第一楼。藏书楼建于同治六年（1867），分“公记”、“朴记”、“芳记”三部分，“公记”收藏的是曾国藩读过、批示过的书籍，以经、史、子、集、地方志、家藏史料及宋元旧椠为主；“朴记”收藏的是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常用书籍；“芳记”为其次子曾纪鸿(1848～1881)夫妇藏书。曾氏藏书独到之处，是由于曾氏家族本身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从而保存了丰富的奏稿、书信、日记等家藏史料。《李秀成供词》副本就藏于富厚堂“公记”书楼。

　　韩元吉，字无咎，号南涧。说到其号南涧的由来，是因他定居在信江河之南，有小溪曰“南涧”，在今上饶市人民医院和卫校之间。宋代入仕之途主要有二、一为进士考，一为袭门荫。韩元吉的入仕属于后者。韩元吉的里贯在河南颖川。北宋有两韩氏并盛，一为相州韩氏，一为颖川韩氏。颖川韩氏京师门第前多植桐木，故世称“桐木韩氏”，以别于相州韩琦。韩元吉属于桐木韩氏这一支。元代吴澄撰《桐木韩氏族谱序》里赞称：“宋东都百六十余年间，氏族之大莫盛于韩、吕二家。而韩氏一族尤莫盛于桐木韩家。”元吉的五世祖韩亿手仁宗朝官至参知政事，卒谥“忠宪”。韩亿有八子，其中第五子为韩维即元吉的四世祖。晁说之在《宋故韩公表墓志铭》中说韩维“有天下重望，忠于君不顾其身，而不以卿相为富贵者，其为少师韩公乎！”在元吉10岁时，即钦宗靖康2年、高宗建炎元年（1127），是时，金人陷落两京，中原大乱，宋至南迁，韩氏一门避地江南，其中有一支居临川，而元吉一家则迁至福建邵武。至元吉27岁时，再迁福建建安（今建瓯）。绍兴14年（1146），28岁的韩元吉第一次出闽，参加进士考试，落第不取。绍兴18年（1150），再次应试不第，但因先祖的关系，遂以门荫顶吏部之选。当时的舆论对韩元吉以门荫入仕评价是积极的。据《四朝见闻录》卷二记载“韩元吉，虽袭门荫而学问远过于进士。”更何况孝宗自己也说“两制之选，能者为之，顾何择于进士？”而《梁溪漫志》卷二也载曰：“北站西掖之除，儒者之荣事也。其有不由科第但以文章进者，世尤指以为荣……乾道淳熙以来韩元咎、王嘉叟、刘正夫皆以门荫特命摄西掖……”可见，刚过而立之年的韩元吉在当时已有很高的文名，大家对他以门荫入仕都认为是件值得荣耀的事。 　　以门荫入选的次年（绍兴19年），韩元吉赴处州龙泉县主簿任。大约在绍兴21年的秋冬之际，他离任龙泉，返临安侯调，再次寓于德清。他第一次寓居德清是在绍兴14年落第后，因为兄长元龙作余杭县主簿之故，他选择了湖州德清慈相寺暂成。这次重回德清，吕祖谦来访，是他们首次相识，吕祖谦曾参与重修《徽宗实录》，为学主张经世致用，创立金华学派，南宋乾淳后学派一分为三，朱学以格物效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吕祖谦曾于淳熙三年（1175年）在鹅湖书院辩论会上竭力调和朱熹、陆九渊两派，是“鹅湖之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吕祖谦后来成为韩元吉的女婿。绍兴22年，有诗投知平江徐琛求职，23年春又有诗寄仁和县尉梁士衡。绍兴23年秋天（1155），韩元吉应知信州黄仁荣之聘，到信州幕府供职。绍兴26年初，黄仁荣移江东转运判官，跟着周葵于3月接任。周葵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元吉早有愿见之心，恰好到信州任上，元吉继续做他的幕府。但当年12月周葵罢官，元吉也随之解除了幕职。信州幕府的4年，使韩元吉对此地的山水、风土、人情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虽然他以前出闽时也曾经过信州，但那只是他旅途中的一站，而信州的这4年却是他人生中的一站。可以肯定地说，他定居上饶的想法应从这个时候便已有了。 　　绍兴28年（1159），韩元吉知福建建安县，用广而赋啬，颇有政声，并于城西建凌风亭。绍兴29年（1160）秋8月，与朱熹等4人并召赴行在，但他并没有马上成行，而是待到第2年初。绍兴31年（1162）8月，在临安任司农寺主簿。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月朝廷惟张浚为枢密使仍都督江淮军马，5月兼都荆襄。张浚入朝觐见孝宗时，屡奏恢复之事，欲先取山东。当时显臣名士如王大宝、胡佺、王士朋、汪应辰、陈良翰等皆是张浚的门人，大家众口一词，齐声同赞，而韩元吉却对此有不同看法。并将他的想法以长书投呈张浚，言和、战、守三事，和虽为下策，但今日之和与前日之和不同，至于决战，更非易事。因为当今的兵备早已陈旧而没有更新；当今的兵士早已懦弱而久不操练；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是几员大将，而这几员大将的权谋智略皆孙宇前辈。何况渡淮而北，千里攻略，劳师袭远……所以他最后提出“愿朝廷和为疑之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韩元吉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上是一贯的主战派，当时主战派中又分为情绪派与理智派，而元吉属于后者。事实上张浚后来的冒在进攻果然因准备不足而失败了。这封长书证明了韩元吉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与分析是正确的，他不是兵家，而是一个政治家。 　　隆兴初年，元吉的哥哥元龙为淮东总领官，总领所设在镇江，母亲因此跟着哥哥住在此地。隆兴2年（1164）闰11月，韩元吉以新鄱阳守的身份赴镇江看望母亲，当时陆游恰好为镇江通判。他们两人是早就认识的，这次相逢镇江，一起览观江山，举酒相属，更相唱和，唱和的内容据陆游说有“道群居之乐，致离阔之思，念人事之无常，惮吾生之不留。又丁宁相戒以穷达死生毌相忘之意。”可见他们感情之深厚。对于两人之间的友谊，陆游感汉道“鸣呼！风俗日坏，朋友道缺，士之相与如吾二人者，亦鲜矣。”从隆兴2年的闰11月到乾道改元正月共60日，他们唱和的歌诗合计有30篇，但陆游说“然此特其略也，或至于酒酣耳热，落笔如风雨，好事者从旁掣去，他日或流传乐府，或见于僧窗驿壁，恍然不省省识者，盖又不可计也。”他们这次镇江相聚所作歌诗当时曾合集刊刻，非常遗憾的是居然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唯一能见到的是收在陆游《谓南文集》中的一篇《京口唱和序》，还可使我们知道当时的大概情形。 　　乾道元年正月以后，韩元吉以考功郎征，任江东转运使。乾道4年（1168）以朝散郎入守大理少卿，但于5月21日，旋知福建建宁，在建宁任上呆一个月，又改知江州。这就是后来赵蕃在《乾道稿·淳熙稿》卷八《寄建宁韩尚书》诗中说的“今代韩夫子，频年刺两州”的真实写照。 　　乾道5年（1169），母亲在宣城去世，元吉先至宣城奔丧，后忧居上饶，说明其时他已将家安在了这里，至于从什么时候落户上饶，有学者推想可能在乾道2年他任江东转运使的时候。丁忧其间，他潜心学问，与上饶湖潭学者王时敏多有交往，并将理学大师尹焞的《论语解》交建宁赵德庄印刻，而作《书尹和靖论语后》跋文。 　　乾道6年（1170）7月，朱熹因母丧葬之赀，致书韩元吉借钱。元吉于《南涧甲乙稿》卷十三第一通《答朱元晦书》中回复说：“贷金荷不外，某穷悴，止江东有少俸，连遣二女子，且置得数亩饭米，去岁了两处葬事，今年从假借矣。他时稍有余，尚当相助。”韩元吉的两个女儿都先后嫁给了吕祖谦。据《吕成公年谱》，绍兴27年（1165）12月29日，祖谦亲迎元吉长女，婚后“五年而天”；乾道5年（1169）5月20日，祖谦又娶韩元吉第三女五十一娘为继室，不幸的是，“越2年又夭，寿二十有七，改月而葬，与长姊同域异穴。”这是吕祖谦的不幸，更是韩元吉的终身之痛。当长女去世的时候，韩元吉亲为作墓志铭，及至祖谦去世（淳熙8年，公元1181），元吉老泪纵横，作挽诗云：“青云途路本青毡，圣愿相期四十年。台阁知嗟君卧疾，山林空叹我华巅。伤心二女同新穴，拭目诸生续旧编。斗酒无因相沃酹，朔风东望涕潸然。” 　　乾道7年，丁忧除服，元吉回临安复官。乾道8年（1173），权吏部侍郎。这一年，朝廷派元吉出使金国，贺万春节。途中他利用这次难得返回中原的机会，暗暗观察敌情，凡到一驿，无论是喝茶还是洗手，哪怕是只遇到妇儿儿童，也往往主动挑直话题，从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回朝以后，他奏言曰：“敌之强盛五十年矣，人心不附，必不能久。宜合谋定算，养威蓄力，以俟可乘之衅，不必规小利以触其机……”孝宗看了奏章以后，非常肯定他的观点。大凡出使金国的南宋使臣，大多会用诗词来表达其感受，这便慢慢形成了“使金文学”范式。在韩元吉出使金国时，他也写下了一首著名的使金词，这便是《好事近》，词云： 　　凝碧汩池头，一听管弦凄切。多少梨园声往，总不堪华发。可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惟有御沟声断，似知人鸣咽。 　　著名的词学专家唐珪璋先生《唐宋词简释》评曰：“此首在汴京作。公使金贺万春节，金人汴京赐宴，遂感赋此词。起言地，继言人；地是旧地，人是旧人，故一听管弦，即怀想当年，凄动于中。下片，不言人之悲哀，但以杏花生愁，御沟鸣咽，反衬人之悲哀。用笔空灵，意亦沉痛。”这首词几乎入选所有的宋词选本，是韩元吉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使金文学”的成功之作。 　　乾道9年，韩元吉除吏部尚书，淳熙元报（1174）2月因遭劾以待制出知婺州。7月16日与陈岩肖、陈良祐、黄掞、赵师龙等同游金华著名景点双龙洞。同年12月3日，又改知福建建宁府。这使韩元吉与朱熹有更多的见面机会。这期间，他常和朱熹一同讨论《祭仪》、《吕氏乡约》等学术问题。淳熙2年9月9日重阳节，他寄诗赠酒与朱熹，诗云：“平生爱酒陶元亮，曾绕东篱望白衣。底事秋来犹止酒，重阳须插菊花归。”又云：“老大相望寄一州，故人鄙我倦追游。应知命驾无千里，惆怅山堂暮雨秋。”转眼到了淳熙3年2月，元吉离建宁，入都复为吏部尚书，途径崇安，再会朱熹，两个相谈甚欢。 　　淳熙5年（1178），元吉力请外任，离开朝廷，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再知婺州。这一年他60周岁，作《系辞解》一书。 　　淳熙7年，他致仕后开始了晚年在上饶的真正闲居生活。韩元吉一生中效的人物有数百位，而重要的人物有4位。其中吕祖谦是他的女婿，先他而逝。陆游是他交往时间最长的朋友。朱熹是他学术上的诤友，而辛弃疾则是他退居上饶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辛弃疾最后定居上饶的时间是在淳熙9年，即他的带湖新居落成之后。对他而言，韩元吉是政坛和文坛的老前辈，事实上，元吉还是当时上饶文坛的盟主，辛弃疾因此对韩元吉非常尊重。《稼轩词》“带湖之什”有5首给韩元吉的寿词，又有5首与韩元吉的唱和词，足见两人交往密切。辛弃疾给韩元吉的祝寿，最早的一首是作于淳熙9年（1182）的《太常引·寿韩南涧尚书》，而最有名的一首是作于淳熙11年（1184）的《吕龙吟·甲辰岁寿南涧尚书》词云：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暴，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词中辛弃疾对韩氏家庭、韩元吉本人赞美有加，他们两人的感情基础主要还在于有共同的抗战理想，这在词中表现得非常清楚。韩元吉亦为辛弃疾作《水龙吟》一阙云： 　　南风五月江波，使君莫袖平戎手，燕然未勒，渡泸声在，宸衷怀旧。卧占湖山、楼横百尺，诗成千首。正草蒲叶老，鞭蕖香嫩，高门瑞，人知否？凉夜光牛斗，梦初回，长庚如昼。明年看取，旗南下，六骡西走。功画凌烟，万钉宝带，百壶清酒。便留下，剩馥蟠桃分我，作归 　　韩元吉在词中对辛弃疾投闲带湖的生活有非常形象的描绘，是当时词作中最真实且贴切后首。当时，韩元吉住在上饶城南，筑苍筤亭；而辛弃疾的带湖庄园则在上饶城北，庄园最豪华的建筑当为雪楼。冬天，韩元吉从城南载酒去带湖与辛弃疾一道在雪楼观雪，故辛弃疾有《念奴妖·和韩南涧载酒见过雪楼观楼》一词，词上阙云：“兔园旧赏，怅遗踪、飞鸟千山都绝。缟带银杯江上路，惟有南枝香别。万事新奇，青山一夜，对我头先白。倚岩千树，玉龙飞上琼阙……”。词中“缟带银杯江上路”是写雪中的信江；“青山一夜，对我头先白”应指带湖附近的篆冈和吉阳山。 　　辛弃疾《水调歌头·庆韩南涧尚书七十》一词，作于淳熙14年（1187）据《南涧甲乙稿》中载《南剑道中诗》自注，称“生于戊戎，至甲子年二十七。”查戊戍年为徽宗重和元年，至淳熙14年丁未，恰为70岁。但韩元吉在这次的70寿辰之后不久即下世，这首词因此成为韩元吉收到的最后的祝福。 　　淳熙9年朱熹从临安归福建，途径上饶，住在韩元吉家。第二天，韩元吉约了当地的诗人徐衡仲一道陪朱熹游南岩一滴泉，辛弃疾知道后亦赶来相会，这便是上饶文化史上著名的南岩之会，关于南岩之会的具体情形，元吉之子韩淲《涧泉集》中《访南岩一滴泉》有真切的追忆，这已经在《辛弃疾传》有详细的描述，此不赘述。 　　在上饶，韩元吉与朱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淳熙10年（1183），朱熹率门人在武夷山下建武夷精舍，初成之际，请韩元吉作《武夷精舍记》。淳熙11年（1184）2月，朱熹著名的《武夷櫂歌》10首一出，韩元吉是第一个为作和歌的。和歌本有10首，今仅存一首。《南涧甲乙稿》卷六《次櫂歌韵》诗云：“宛宛溪流九曲湾，山猿时下鸟关关。钓矾茶灶山乐，大隐苍屏日月闲。” 　　朱熹作为理学家，与当时的文支并不隔膜，他对上饶的诗人的赵蕃、徐斯远、韩仲止都有过评价。据其上饶的弟子陈文蔚记载：“先生每得未见书必穷日夜读之……一日得韩南涧集，一夜与文蔚同香，倦时令文蔚读，听至五更尽卷，曰：一生做诗只有许多。”从他一夜与弟子同看诗集，看得实在疲倦而又叫弟子读给他听，凭此一点足见他对元吉诗歌的着迷程度。但朱熹毕竟是理学家，他最后的一句评语便反映出对韩元吉的惋惜，认为他仅仅是一个诗人，而终究不能成道学。朱熹还是最早对韩元吉诗进行评论的人，他说：“无咎诗做著者尽和平，有中原之旧，无南方啁晰之音。”若从文学史角度看，元吉的诗词应该在文学史占一席之地的，只是现在的学者对他重视不够。 　　淳熙14年，刚度过70岁生日不久的元吉去世了，陆游在《祭韩无咎尚书文》中评价他的诗文是“落笔天成，不事雕镌。如先秦书，气充力全，”这是今日所能见到的对元吉作品最恰当的评价，是一点不夸张的。陆游是当时最长寿的诗人之一，他的许多诗友比他年轻的或比他年长的都一个个先他而去。留下的虽然活着，但都是孤独地活着。对于陆游来说，回忆老朋友便常常在为他的日课。有时候，他偶然打开书箧，看到了韩元吉的来信，便触景生情，作《开书箧见韩无咎书有感》。陆游集中有许多记梦诗，其中有两首是写梦到元吉的，特别动情，其中一首云： 　　积雪欲照夜，老鸡方唱晨。 　　诸公逝不久，幽梦忽相等。 　　话旧殷勤意，追观见在身。 　　悠然又惊觉，抚枕一悲辛。 　　还有一首是写与韩元吉同回京口，遍览胜景，互相唱和，一觉醒来，知为梦境，便籍枕作诗云： 　　隆兴之初客江皋，连攘结驷皆贤豪。 　　坐中无咎我所畏，日夜酬唱兼诗骚。 　　有时赠我玉具剑，间亦报之金错刀。 　　旧游忽堕五更梦，举首但觉铁翁高。 　　…… 　　诗中陆游称元吉所作诗歌，使他敬畏，这也是对元吉的另一种评价，反映了陆游对韩元吉的尊重。 　　著名的诗评家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论韩元吉时称：“韩尚书南涧本桐木派，有《甲乙集》……当是时，巨儒文士甚盛称无咎与茶山。”方回还认为在江西诗派流行的当日，韩元吉诗不落流行，自成一家，实为难得。韩元吉的诗文后来不传，到清代《四库全书》编者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到22卷，即今存于《四库全书》中的《南涧甲乙稿》中立一补传。继方回之后，《四库》馆臣对元吉的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且最为重要的。《提要》云：“统观全集，诗体文格均有欧苏之遗，不在南宋诸人之下，而湮没不传，殆不可解。然沉晦数百年，忽出于世，炳然发翰墨之光，岂非精神光彩终有不可磨，诚者故灵物诃，得以复显于今欤？” 　　元吉之子韩淲也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号涧泉，与号章泉的赵蕃齐名，时人称为“上饶二泉”，韩淲有短期仕历，基本上以诗人终其一生。韩元吉死后墓葬城东，其子孙定居在上饶各地，尤以铅山为多。 南渡以后　　宋室南渡后，韩元吉寓居信州上饶（今属江西）。绍兴二十八年(1158)曾为建安县令。隆兴间，官至吏部尚书。乾道九年(1173)为礼部尚书出使金国。淳熙初,曾前后二次出守婺州,一次出守建宁。后晋封颍川郡公,而归老于信州南涧,因自号南涧翁。平生交游甚广，与陆游、朱熹、辛弃疾、陈亮等当代胜流和爱国志士相善，多有诗词唱和。其子韩淲(1159～1224)，字仲止，号涧泉,也有文名于当世,成就稍逊于其父。

　　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 　　6岁时入塾读书，但是他童年也是一个笨小孩（详见《百家讲坛》——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一集：“谁来拯救笨小孩”）。但是他勤奋好学，坚持不懈。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道光十八年（1838），虚岁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已不堪一战。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咸丰三年（1853年）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在团练湘勇期间，他严肃军纪，开辟新的军队，他先后将5000人的湘勇分为塔、罗、王、李等十营，先后将团练地点由长沙迁至湘潭，避免与长沙的绿营发生直接矛盾。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声称太平天国运动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曾国藩知人善用，并以身作则遵守军纪，大军所到之处百姓皆“各行其是”，八本之一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便可能总结于湘军剿灭太平天国这一时期。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1864年，湘军在其弟曾国荃的率领下攻下天京，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 　　曾国藩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光绪五年（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曾国藩是理学家，在文学上主张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有《曾文正公家训》行于世，其奏疏，信札、诗文辑为《曾文正公全集》。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汇合，清廷命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带领湘军二万，淮军六万，配备洋枪洋炮，北上“剿捻”，他的方针是“重迎剿，不重尾追”，并提出“重点设防”等计划，希望把捻军阻击在运河、沙河地区，使捻军无处可逃，然后加以消灭。 　　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没有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被称为“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曾国藩匾落拔除烧毁就是因为此事）。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正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其墓地在今长沙市望城区坪塘镇伏龙山下桐溪寺后，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现墓地仍残留石马等遗迹。

文学成就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军事功劳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创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咸丰四年（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后沉静自省，重整旗鼓，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咸丰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如虹；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曾国藩入南京后，信守对将士们的诺言，「……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李圭：《思痛记》）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 　　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明，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由此，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后人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思想学术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 处世交友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疆场竞斗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集显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治家方略 　　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孝容易理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在曾国藩家书里，一般都以为他给孩子写的信最多，事实上他写给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见他对兄弟之间关系的重视。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潘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家子弟为什么代代皆有英才。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书法作品 　　曾国藩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为他历史上的重大影响所掩盖。曾国藩对于书法理论的阐述见其《日记》、《家书》及一此文章中。他首先对当时阮元抛出的南北书派论有独到的认识，他既赞成又提出批评，主张南北兼而有之。他对书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说。从乾道——阳刚美——着力——雄奇——大气，从坤道——阴柔美——不着力——淡远——韵胜，形成了他一个系统的书法理论观。曾国藩一生勤勉于书法创作，走过了一条由泛而专，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万字的《日记》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一部巨型书法作品。他的楷书劲健刚拔，竖起了一面承唐继宋明而刚柔相济的正书旗帜。他的行书劲健遒俊而华美。他的小楷与小行书是整个清代的典范。他应是与同代包世臣、何绍基齐名的大书家。

故居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又名毅勇侯第，是曾国藩的侯府，坐落在位于湖南娄底市双峰县东部的荷叶镇富托村，与湘乡市、湘潭县、衡山县、衡阳县毗邻，总占地面帜四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近一万平方米，是典型的沿中轴线对称的明清回廊式建筑群体。富厚堂座南朝北，背倚的半月形鳌鱼山从东南西三面把富厚堂围住。从远看去，富厚堂好似坐在一张围椅中。周围自然环境优美，后山上树木茂密，古树参天。门前是一片较开阔的平地，平地中有小河向东流去，平地四周峰峦叠嶂，群山环抱。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曾国藩故居已被有关部门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代表性建筑，主要有“白玉堂”、“黄金堂”、“万年堂”、“大夫第”、“富厚堂”等（“有恒堂”为曾国葆故居）。曾国藩先后晋升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诏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候”，授“英武殿大学士”，升“光禄大夫”，谥称“曾文正公”。同治4年（1865年）秋，素无终身官场打算的曾国藩，准备先动员家眷回籍“立家作业”，自己以后再作引退，因夫人欧阳氏对旧居黄金堂门前“塘中有溺人之事，素不以为安”，即令其子曾纪泽，“回湘禀商两叔”，移兑富托庄屋，由曾国潢、曾国荃、曾纪泽经手主持，依照候府规模，花十年功夫营造了富厚堂。富厚堂占地四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9202．86平方米，为土石砖木结构，回廊式风格，内外群有八本堂、求厥斋、旧朴斋、艺芳馆、思云馆。八宝台、辑园、凫藻轩、棋亭、藏书楼等各种建筑，当年正门上悬挂着“毅勇侯第”朱地金字直匾，门前花岗石月台上飘扬着大清龙凤旗、湘军帅旗、万人伞等，景象颇为壮观。整个建筑虽具侯府规模却古朴大方，虽有雕梁画栋却不显富丽堂皇，基本体现了曾国藩对建宅“屋宇不肖华美，却须多种竹柏，多留菜园，即占去四亩，亦自无妨”的意旨。1866年秋，主楼竣工，曾国藩夫人、子女和儿媳即回籍住进了富托新屋。 　　富厚堂原称八本堂，取曾国藩的“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而得名。后曾纪泽据《后汉书》“富厚如此”而改现名。富厚堂虽不胜家华，然曾国藩得知修屋花钱七千串而为之骇叹，他在同治六年二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接腊月甘十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因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 　　富厚堂是否可称“曾国藩故居”，社会上颇有争论。1995年10月，双峰县人民政府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举办了全国首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并专程到富厚堂参观。 墓址 　　曾国藩墓，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长沙城西南15公里处望城县平塘镇桐溪寺后伏龙山上。清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归葬于此，墓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

长辈太高祖：曾贞桢（元吉公）高祖父：曾尚庭（辅臣公）曾祖父：曾衍胜（竞希公）（1743—1816）祖父：曾玉屏，字兴阝文（星冈公）（1774—1849）外祖父：江良济（1750—1835，字沛霖，号云峰，行聪六。原配刘氏，1750—1778，早殁）外祖母：熊氏父：曾毓济，字竹亭（麟书，竹亭公）（1790—1857）母：曾江氏（1785—1852）岳父：欧阳凝祉（1784——1869，初名鳌，又名沧溟，字福田）岳母：邱氏（生长子牧云，字秉栓，次子凌云，字秉钧，长女适曾国藩，次女适彭治官） 妻妾元配：欧阳氏（1816—1874，衡阳人）如夫人：陈氏（1840—1863，江宁人） 兄弟姐妹兄弟曾国藩的四个弟弟弟：曾国潢（1820—1886，派名传晋，原名国英，字澄侯）弟：曾国华（1822—1858，派名传谦，字温甫，出抚给叔父曾骥云为子）弟：曾国荃（1824—1890，派名传恒，字沅甫，号叔纯）弟：曾国葆（1828—1862，派名传履，字季洪，后更名贞斡，字事恒）姐妹姐：曾国兰（1808—1863），嫁王国九（字鹏远，号万程，贺家坳人，与国兰有二子一女，长子王临三，次王昆八，女适贺孝七之子）妹：曾国蕙（1814—1864），嫁王待聘（又名王率五，为王国九排行兄弟）妹：曾国芝（1817—1846），嫁朱咏春（又名丽春，号存一，梓门桥人）满妹（1830—1839，痘殇） 子女后代子：曾纪第（又名桢第，早夭）子：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号梦瞻，晚清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妻贺氏（1840—1857，婚后一年难产死，贺长龄女）；继刘氏（1841—1903，继配，刘蓉之女。生子女各3人）子：曾纪鸿（1848—1881，字栗诚，数学家），妻郭氏（1847—1935，名筠，字诵芬，《艺芳馆诗钞》作者，郭沛霖之女）长女：曾纪静（1841—？，字孟衡），适袁秉桢（乃同乡好友袁芳瑛之子，性傲慢，不甚长进）次女：曾纪耀（1843—1881，字仲坤），适陈松年（字远济，茶陵人，好友陈源兖之子，曾随纪泽出使欧洲，幼育于曾国藩家，有隐疾）三女：曾纪琛（1844—1912，字凤如），适罗允吉（1846—1888，字兆升，湘乡人，罗泽南子）四女：曾纪纯（1846—1881），适郭依永（1845—1869，字刚基，一名立篪，湘阴人，郭嵩焘子）五女：曾纪芬（1852—1935，晚号崇德老人），适聂缉槼（1855—1911，字仲芳，衡山人，聂亦峰子）侄子：曾纪梁（魏氏）侄子：曾纪渠（朱氏）侄子：曾纪瑞（江氏）侄子：曾纪官（欧阳氏，刘氏）侄子：曾纪湘（易氏）侄子：曾纪寿（李氏，李氏，劳氏）

　　宋室南渡后，韩元吉寓居信州上饶（今属江西）。绍兴二十八年(1158)曾为建安县令。隆兴间，官至吏部尚书。乾道九年(1173)为礼部尚书出使金国。淳熙初,曾前后二次出守婺州,一次出守建宁。后晋封颍川郡公,而归老于信州南涧,因自号南涧翁。平生交游甚广，与陆游、朱熹、辛弃疾、陈亮等当代胜流和爱国志士相善，多有诗词唱和。其子韩□(1159～1224)，字仲止，号涧泉,也有文名于当世,成就稍逊于其父。 　　韩元吉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人物,黄□称其'文献、政事、文学为一代冠冕'(《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体文格,均有欧、苏之遗,不在南宋诸人下'。他不喜'纤艳'的诗和杂以'鄙俚'的歌词。曾将自己所作歌词'未免于俗者取而焚之'（《焦尾集序》），自编词集1卷,题为《焦尾集》。现存词80首。其词往往流露出'神州陆沉之慨'（黄蓼园《蓼园诗话》）。他很眷恋北方，曾在词中写道：'梦绕神州归路'(〔水调歌头〕《寄陆务观》)；'中原何在，极目千里暮云重'（〔水调歌头〕《雨花台》）。他不忘北伐抗金，多次写到'鸡鸣起舞'和'勒功燕然'；也常有英雄迟暮,功业无成的感叹。其词风雄浑、豪放,与辛弃疾很接近。陆游称赞他的作品'落笔天成，不事雕镌。如先秦书，气充力全'(《祭韩无咎尚书文》)。亦有婉丽之作，如〔六州歌头〕'东风著意'等。